地域新闻的平台化生产——一个大厂“地域”项目的运作与整合

传统人文地理学将“地方”视为锚定于物理空间的概念，其意义生成依赖于人类与实体环境的直接互动（段义孚，2017）。地方新闻便是在这一物理空间中生发的。它根植于社区的地方性知识，覆盖地方文化、历史与共同体事务，成为居民生活的关键补充。早期地方新闻通过聚焦社区公共事务，不仅搭建起居民与公共机构的沟通桥梁，也为社区居民架构出参与、讨论和协商地方事务的共同话语空间，被视为“民主的构成基石”（Park，1925：580）。由于纸媒或广播电视网的覆盖区域有限，传统的地方新闻是由地方媒体和地方民众构成的一个地方性双边供求系统。地方新闻主要在当地范围内流通，只有少量强新闻价值的内容会层层向上流动，进入上级报纸或电视台的“地方新闻”板块，向区域外受众溢出。

然而，新闻分发平台的崛起打破了这一新闻流动模式。在算法世界中，“地方”的构建不再受限于空间地理的静态边界，而是演变为一种虚实交织的动态过程（Castells，2001；Harvey，2013）。“数字附近”（digital proximity）重组物理附近。“地方”的物理属性被符号化、流动化甚至商品化（Lee，2025；Thatcher，2017）。算法能够轻松实现信息的定制化调度，从而击穿以空间地理为基础的地方新闻局部直供生态。在这一新的、由平台主导的新闻分发实践中，地方新闻不再——或者仅有少量——通过自有客户端或地方集成客户端直接供给地方用户，而是更多地通过接入平台——如腾讯、头条、抖音，经过算法调度，再推送给目标用户。

借用媒介生态学的早期隐喻——“鱼水之喻”（崔保国，2004），传统的地方新闻业是一个繁荣、鲜活且日日上新的地方鱼市：媒体机构是“打鱼人”，负责生产和供给地方性内容；读者和观众是“吃鱼人”，直接消费信息并做出反馈，二者共同支撑起一个个小而独特的地方市场。

但平台介入新闻分发实践，犹如电商平台介入地方生活系统。人们不再或减少直接访问地方新闻客户端/地方鱼市获取地方新闻，而是通过那些总部在北京、杭州或深圳的平台应用，获取本地渔汛。如此，原本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双边关系演化为媒体-平台-用户之间的多边关系：地方媒体生产的各类原始新闻素材如“鱼苗”般进入平台后台，平台则像“鱼贩子”一般，将原始信息“捕捞”、“分拣”和“加工”，继而投向不同的流量池；用户则如“食客”般主动挑选或被动投喂各类新闻，其评论、转发等偏好数据又持续不断地反馈给平台和媒体，激发后者的决策反馈——打鱼人是根据地方的实际渔汛捕鱼，还是根据市场销路调整自己的捕鱼方向？算法如何通过调整推荐权重导流“鱼群”迁徙？在广袤的信息之海中，一条鱼是如何精准抵达“餐桌”？

结合地域新闻的特殊性，本文将上述问题锚定为以下内容，即中台方发送稿如何重构地域新闻的生态系统？具体来说，当一个原本由媒体和用户直接互动的地方新闻市场被全局性的新闻分发平台中介后，地方新闻从产销直供的烟火集市模式进入平台调度的电商模式，这种机制上的转换对地方新闻生态产生何种影响。

2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从“地方”到“数字地方”：平台化的地域再造

“地方”（place）通常指具有明确物理界限的地理区域，如城市、乡村、国家等，其边界由地理坐标和行政区划等界定。在经典人文地理学理论中，地方被视为兼具物质性与文化象征性，承载意义、价值和秩序的空间（尹立杰等，2012）。段义孚（2017）的“地方感”概念强调物理空间通过人类经验获得意义；玛西（Massey，2013）的“全球地方性”（a global sense of place）概念则认为地方是开放且多元权力关系交织的产物；哈维（2013）的“空间压缩”理论则探讨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流动性消解地域边界。这些理论虽各有侧重，但基本假设了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地方”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

数字媒介的兴起打破了地域的物理边界。先是电报、电话，再是电视、网络……信息跨越空间传递成为常态。信息流动不再以地理临近性为唯一依托，而是由技术重塑的人际网络、利益联结或大众媒体所中介。这种超越地理临近性的“关系空间”在社交媒体时代被进一步推向极端：传统意义上的“距离”与“邻近”被算法重新定义（Freeman，2020）：空间距离转化为内容相似度与关系权重，空间邻近则演变为基于用户兴趣与位置计算的“算法邻近”（Larsen，2025；Pignard-Cheynel & Amigo，2023）。远方事件即时进入用户视野，地理上的“他者”被重构为社交媒体中的“邻居”。人们不再通过偶遇、交谈、阅读地方新闻或参加社区集会来获得周边世界的消息，而是与网络上的“同好”、“同担”一起关注远方从未谋面的“家人”。一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临场体验取代了基于真实物理空间的邻里体验（曾一果，凡婷婷，2022）。“地方”从依附于具体地理坐标的固定场所，演变为一种由算法逻辑、数据流和线上互动所编织的心理与社群关系（Goyanes，2019；Gulyas，2019）。

算法对地方的重构还表现为重新编码用户的地方感知。基于位置数据的内容推荐使用户能够接收到更多与其所在区域相关的信息，从而在虚拟空间中重构对地方的认知。例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打卡、定位，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在场体验和即时分享，参与地域意义的再生产。这些实践被平台捕捉，反过来向用户精准推送更多位置相关性信息，从而影响用户的信息触达、行动决策以至地方认知。算法会自动抓取地理定位，向改变地理位置的用户，比如旅行者，推送旅行地的信息以影响其出行偏好；算法系统也会向当地居民推送本地高关注度内容，如特定节日、庆典、重大活动等，以提高用户点击率和留存率。用户通过算法接触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世界，而是平台构建的“算法地方”（戴宇辰，2018）。基于个人体验的传统人地关系模式转变为以数据交互为中介的意义关系网络（左晓闪等，2025）。“地理媒介”（geomedia）、“数字地理”（digital geographies）、“城市即平台”（city as a platform）等新的理论工具持续涌现，用以探讨媒介技术——尤其是数字媒介模入传统人地互动过程而导致的地方感的感知变迁与逻辑重构（蔡竺言，朱丽丽，2025）。

同“地方”不同，“地方性”（locality）并非固定的地理空间，而强调由空间临近、社会关系和文化归属共同生成的多维结构（Weber & Mathews，2024）。地方性依赖来自特定地理位置的行动者（actors）围绕具有地理范围的议题（issues）临时性地建立联系并产生互动（interaction）（Pfetsch et al., 2021）。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个体地方性感知的主要来源是共享的悠久历史和共同攸关的当下（董山民，赵英，2021），前者主要由地方文化来承担，后者则极大依赖于每日更新的地方新闻系统。公众在地方空间中，通过对包括地方新闻在内的地方知识、经验和现实的交流与讨论，形成地方共同体意识（Friedland et al., 2007；转引自 Guo & Zhou，2025）。更进一步的，人们通过阅读具体而微的地方新闻，建立起对宏大抽象的新闻业的信任之基——当身边事在市台、省台乃至中央台出现时，人们因为对这些身边事的确认，也同时相信了那些我们从未亲眼目睹的消息，经历了那些我们从未亲身去过的远方。零散、琐碎但每日发生的地方新闻是新闻业的质检证书，是宏大新闻业向读者自证其身的唯一手段，也是“原本不曾清晰的国家，成为日常的'可见之物'”的无形载体（卞冬磊，2017：37）。

以往，地方新闻以“生产者-消费者”的直供模式运作，平台介入后，则转变为“生产者-采集/分发者-消费者”的间接供应模式。这一转变改写了以地方新闻为载体的地方性生成机制。传统地方媒体的生存逻辑与地方资源、机会、社会网络与人际关系深度嵌合（Logan & Molotch，1987），这就决定了地方媒体必然采用“亲地方性”的视角建构内容：无论批评还是褒扬，地方叙事始终指向实体空间内的居民利益与情感的积极建构。但平台却无须依赖地方。平台算法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数字标记与流量推送实现内容触达最大化（Ivancsics et al., 2023）。在这一逻辑下，地域元素与话题热度、关键词标签等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被算法重新编码、权重化与定价的变量之一。换言之，地域元素在地方新闻中是内容生产的核心要素，在平台算法中则只是辅助分发的参数之一。

算法推荐追求规模效益的倾向甚至会主动稀释地方新闻的可见度。在流量逻辑作用下，新闻分发往往优先考虑内容的互动潜力与可分享性（Hastuti et al., 2025），而非其本地公共价值。同质化、大众化、娱乐化的全国性内容更容易处于推送的中心和热点位置（Weber et al., 2019），而将差异化、小众化、日常化的地方新闻推至边缘地位。这使得地方媒体在数据竞争中处于劣势（Meng & Zhang，2022）。例如，算法偏好热门话题和网红城市（晏齐宏，2024；周葆华，2022），客流与网络流量不足的老旧街区、无名摊铺则很难得到优先推荐和高位推送。这种流量至上的新闻产品估值逻辑，导致原创地方报道因互动率低而在算法推荐中处于劣势，进而在地方的可见性竞争中边缘化（Toff & Mathews，2021）。

为了迎合平台推荐逻辑，本应以社区经验为核心的地方新闻在内容生产中倾向于淡化地方性细节，以便获得更高的流量和曝光。大型上市企业旗下的地方媒体更倾向于转载非本地新闻、保证高频更新（Toff & Mathews，2021）；小型地方新闻创业者虽以社区日常为核心组织内容，但受制于人员规模有限、资金来源不稳定等条件，无法在平台化分发结构中形成持续规模化的地方新闻供给（Wahl-Jorgensen & Boelle，2024），许多欠缺关注的区域在全国平台上新闻曝光稀少，信息获取渠道收窄（王雅妮等，2024）。地方新闻从地域性存在转变为算法性存在，平台成为新的空间分配者与可见性制造者（Gulyas et al., 2019）。Wahl-Jorgensen（2019）指出，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富裕都市中心仍被充分覆盖，而偏远地区则陷入“新闻荒漠”。

当然，地方新闻的困境既关乎高度全球化带来的“地方”的边缘处境，也关乎传统新闻机构经济模式崩溃导致的“新闻”生产性危机（丁靓琦，陈梦媛，2025）。过往研究多聚焦于前者，即从数字生产的技术层面探讨平台对新闻业的整体影响，但却鲜少深入考量后者，即从新闻生产层面探究平台建构“地方性”的微观机制。本研究以一个大厂新闻App的地域项目为案例，聚焦平台内部“地域”的生成逻辑，揭示算法、人工与数据如何协同定义地方新闻的可见性，为理解平台生态下的地方新闻生产提供新的视角与经验依据。

本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国内某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地域新闻分发实践为研究对象。A公司是集新闻信息、区域垂直生活服务、社交媒体资讯及相关产品为一体的头部互联网企业，旗下的新闻平台入驻媒体众多、用户覆盖广泛，新闻分发与内容调度机制在行业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能够有效反映当前我国平台化新闻生产的普遍规律。不同于以资讯聚合、流量分发为主的综合平台，A公司的新闻平台是一个专门的新闻类App（以下简称"A新闻"），拥有独立的应用程序入口。用户既可以独立访问该应用程序，也可以通过A公司旗下的其他应用程序跳转到A新闻中。

同其他平台媒体一样，A新闻通过两种方式向用户供给资讯：一是未打开App时的推送逻辑，即通过手机通知栏发送消息弹窗及链接的"消息PUSH"模式；二是打开App后的推荐逻辑，即基于生产端的内容供给和接收端的用户画像，生成个性化信息流。由于国家明确约束PUSH弹窗的不规范推送和过度推送现象，加之过度强制推送可能带来的反向效用，A新闻运营团队致力于不断探索和改善第二种模式，力图通过精品内容增强用户黏性，提高用户在App内的停留时间和参与度。

A新闻运营部门的主要业务工作就是生产符合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精品内容”。结合基本的新闻规律、专业编辑的业务经验，以及数据侧的监测与反馈，运营部门不断设立和调整各类细分项目小组。各项目组设少量运营人员，共用外包审核团队。运营主要负责制定项目层面的内容策略、分发目标与操作规则；审核团队据此对算法初筛的内容人工打标，最终由算法根据内容匹配给对应画像用户。

基于传统新闻生产的临近性原则，“地域”被判断为可提高用户黏性的内容元素，“地域”项目遂成为A新闻的一个新的实验项目。项目核心运营团队共4人，含2名正式员工与2名实习生；外包审核团队中抽调专人组成专属小组。审核打标后的新闻会依据用户授权的地理位置信息定向推送。开启位置授权的用户在App内停留时，将持续接收算法初筛与人工审核双重加持的地域内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A新闻的多个项目组并行运行，同一条资讯可能被不同的审核小组同时打标（如同时标记“地域”与“高爆”），同步向地域相关和兴趣相关人群推送。

地域项目从试运营到并入另一实验性项目，共计11个月。本文作者之一以实习生的身份直接参与该项目前5个月的策划与迭代过程，明确了项目运作的深层逻辑，并在后6个月中继续与项目团队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直至项目合并。这段近一年的观察经历为本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项目运行的不同阶段，研究者对运营团队全部核心成员进行追踪访谈。访谈主要围绕三个板块展开：第一，平台如何通过算法设置实现地域新闻的下发；第二，地域功能是否以及如何实现从线上到线下的连接；第三，如何评估该项目的效果。访谈全面采集了团队成员的具体工作内容、操作流程以及他们对平台运营策略的看法与感受。访谈时长为20~40分钟，均征得受访者同意并录音，随后转化为文字稿共计4万余字。

所有观察与访谈都严格遵守学术伦理规范。所有涉及的商业核心术语、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均作匿名处理；所有平台档案、相关新闻报道和具体案例均做模糊化处理；所有访谈材料均确保参与者的知情同意与隐私保护。

地域项目的运行逻辑

在A公司的用户画像体系中，用户需求被拆分得极其细致——不仅包括对全国热点的关注，也包括“本地吃瓜、求知问答、与我相关的即时资讯”等不同层次的关切（受访者A）。地域项目设立的初衷就是基于对地理贴近性的价值判断，使用户打开App后能即时获取与自己生活经验有关的信息，而不至于被主榜的全国性热点完全淹没，从而以地理的接近性、贴近感提升用户黏性和活跃度：

其实我们目前所有的资讯App都会面临增长难题。现在各家，比如说微博、抖音，就在做本地热点。它的本地热榜下沉到县级，甚至下沉到小区……我们一直以大热点或者是一些兴趣类内容去触达用户。我们之前是没有本地化的用户体验的，也没有特别细致的内容去供给（本地用户）。……通过供给一些用户真正有实际需求的、有地域感的、有价值的、有贴近性的、有实用性的内容，我们希望做到内容的覆盖和精准下发，让用户能够在我们这边消费到本地内容，进而增加对沉默用户的唤醒。（受访者A）

（一条新闻）可能不一定全国人都会喜欢看，但可能当地人会喜欢看，比如前段时间青岛妈妈岗的相关信息，就是给那些已婚、四五十岁女性的工作政策。这种信息它不在全国热搜上，也不在针对青岛当地的热搜上……但后台监测到了当地有媒体在发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个项目）打标的目的是尽量让当地人知道这个消息。（受访者C）

当一条新闻进入平台后台，系统会自动生成多维标签，并在员工的个人工作界面呈现为媒体等级、内容分类、信号强度、地域属性及时效性等基础数据。审核人员通常首先勾选“当天发布”以确保时效性，再依据“是否地域”与“地域现用”判断其是否具有明确的地理归属。若内容的“地域”标记为“否”，则无法进入地域新闻分发池；若为“是”，则继续按省、市、区三级坐标定位标记，为后续精准推送提供依据。

经过算法初筛的地域新闻面临精度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粗筛后的新闻依旧很多，成百上千条信息不可能全部推给用户；另一方面，粗筛内容精度不高，部分内容仅简单提及地域名称却缺乏实质关联（如“全国××政策发布，本地暂未跟进”），或虽为“突发”内容却属于低价值信息（如“某小区门口树枝被风吹断，已及时清理”）。若直接分发，可能导致优质内容被稀释，降低用户对平台“地域新闻专业性”的感知。因此，人工介入成为必要环节。

人工对算法的介入包括两项工作。一是查漏补缺，主要是对算法误判的地域标签进行层级修改：或是将大范围地域数据精确到小范围，如将某省范围的大暴雨预警标签精准定位到城市级；或是将小范围标签提级到大范围，如“黑神话·悟空”爆火期间，需要将一些新闻标识为城市的新闻提级修改为“地域省份”；还包括补充算法遗漏或未能识别的强地域性内容。二是对地域新闻进行“二次筛选”，即通过手动增删新闻的地域层级标签，调整内容分发权重。完成地域标签标注的新闻内容将进入对应地域用户的推荐候选集，向开启地理位置信息授权的用户推送，并在后续的算法排序中将地域匹配度作为影响内容可见性的参考因素之一，提升其在相关地域用户信息流中的出现概率。

在算法逻辑中，人工打标的“地域新闻”比算法自动抓取并推送的新闻享有更高的推送权限。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更高的分发权重提升运营效果，就成为运营人员的核心任务。具体来说，运营人员将当地用户需求拆解为理性和情感两个维度，要实现“有用、有关、有温度”，即解决实际需求（如出行、消费、政策）、关联本地利益、生活场景或身份认同，用本地视角讲身边事，引发情感共鸣（受访者A）。理性维度主要是内容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要第一时间打标的必须是那些广而告之的消息，比如说全市停电、全市水电价格要涨价或者降价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必要性……还有一个重要性，比如说前几天报道的广西百色教师（的事儿），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百色本地人，这个消息还算比较轰动，对于当地的民生教育也比较有影响，而且教育关乎子女发展，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关注，我觉得这就是重要的新闻。（受访者D）

情感维度则注重“用本地视角讲身边事”（受访者A），如街道改造、菜市场搬迁等贴近生活的叙事，以及方言、地标等融入视听元素的表达，以增强情感连接（受访者D）。

随着项目的推进，数据反馈成为校正判断的关键。“在（项目投放）前期是根据每个人的体感作判断，到了后期，公司会有一些专业报告，报告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我们再）根据数据来进行标准的升级”（受访者D）。这里的数据基于既往“地域”项目的运营积累，并整合平台内部数据（如标签数量与传播表现）构成的一个多维内容评估体系。用户行为数据直接展示出哪些是“用户觉得好”的优质内容，以此校正“运营人员觉得好”的认识，进而更新、修正乃至重建运营团队的打标、生产和分发策略。

可见，“地域新闻”项目的价值标准仍延续传统新闻理念。人工运营的打标偏好与“重大性”、“贴近性”等经典价值要素一致，只是将其编码为可执行规则，如“重要性”、“必要性”变为“与我有关”的筛选分类，涵盖衣食住行、社会民生。这呼应了此前一些学者的判断，即，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判断依然建立在时新性、明确性、影响力等经典新闻价值要素的基础上（吴璟薇等，2023）。传统的新闻价值并没有被抛弃，只是随着新闻生产环境、生产主体以及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调适（王润泽，李佳佳，2023）。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地域项目在理念上参照了新闻价值中的临近性原则，在运行上也极力挖掘与用户需求相契合的地方性资讯内容，但其目的却并非构建一个真实的地方公共空间，而是通过算法推送，提升地域类内容的引流效果。在这里，临近性是作为一项算法要素而非新闻价值要素被纳入平台的整体运营策略的。因此，地域项目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以地方为导向的特征，但在运行逻辑上却不以凝聚、建设和关怀地方性为依归。这在平台的“地域”投放选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地域项目的扩张与局限

在地域项目设计之初，"地域"的基本分类标准采纳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区划体系，包括省、市、区县三级。这一分类框架在项目启动前即被界定，并作为后续所有地域打标与分发机制的基础。但在试运行的实验阶段，平台并未将所有行政区划纳入实践，而是阶段性地选择重点城市试点，并由运营随机抽取试点城市，通过客观性的用户行为数据和主观性的用户调研反馈，评估地域标签在实际分发中的传播表现。

随着地域项目的持续推进，地域新闻的打标范围逐步由试点城市扩展到所有城市及县域。这种扩散的特征在运营与审核的沟通文档中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如运营询问为何某条内容未打地域标签，审核解释为"当时要求重点覆盖27个城市（你询问的这个城市不在重点覆盖的名单里）"，运营则回复，"27个城市是过去重点保障的城市，但现在，名单以外的城市如果符合打标标准，值得打的内容都需要打标，并不只是打27个城市就行"。 再如，某审核人员询问："老师，（这条内容）并非热点突发内容，且不是必须覆盖的省份，也要打标吗？"运营人员回复，"（过去重点城市没有你这个市，但是现在扩展到27个重点城市及其所在的省，其中你提到的这个地方属于）新增的××省（所以也需要打标）"。上述两轮对话都发生在地域项目的运营初期，体现出运营如何引导审核团队，适应一个逐渐扩容的重点城市名单的过程。

即使在优质地域内容"应选尽选"的情况下，所有市区县的新闻也并未享有均等的可见性机会。审核指导手册中明确规定：只有当标题中出现行政地名（如省、市、区）且在后台能够识别地理位置的情况下，新闻才被视为具有"地域属性"；那些发生在特定社区、街道甚至村庄的新闻，若缺乏显性的地名标签或未能在后台显示出地域标签，则大概率会被外包团队判定为"不具地域性"，从而被排除在地域项目的推送流之外。在海量信息处理的效率压力下，项目更优先依赖可被快速识别与标准化处理的地域信号，由此，地域标准在设计上就更依赖算法语言而非服务于地方生活。审核人员判断的与其说是"在地的意义"，不如说是"在地的形式"。

从整体运行逻辑来看，平台的"地方化"更接近一种以实验为导向的阶段性划分过程。"地方"在此并非以空间地理或行政区划为依托的稳定空间，而是一个需要通过数据反馈不断验证与调整的运行变量。运营团队先在部分城市试验相关机制，在评估其传播效果后，再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行政区划范围，实现对不同区域用户的覆盖与触达。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城市进入项目运行视野的时间与强度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受到项目阶段、内容供给情况以及整体分发节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种由重点城市逐步向外扩展的路径，构成了地域项目在实际操作中的基本推进方式。某种程度上，北京总部的运营团队基于既有调研结果与运营经验，逐步明确了"地域新闻"的筛选与适配标准，并据此影响了不同地区用户在平台中所接触到的地域新闻内容。随着这些标准在打标与分发流程中渐趋稳定，地域新闻的可见性结构也随之趋于稳定，形成了平台地方呈现的一个重要起点。

表征方式

运营团队基于数据表现和对全国性议题的把握，通过“地域标签”的增删调整内容推送比例，在客户端营造出一个与真实生活情境不同的“偏差版”平台地方。以下两段运营群对话便发生在运营复查审核打标内容的过程中：

案例一：七夕节当天，平台放宽了“地方”标签的限制，让节日相关的地方内容更容易被推荐。

运营1：（检查审核）打标的时候，看到很多七夕相关内容。

运营2：这个也算关联七夕，虽然宣传一些（指内容质量不符合手册标准），也能容忍。

运营1：行，主要是七夕的，真的，每个地方都来一条，看累了已经……

运营2：检验，地方没活硬数（2024.8.12）

案例二：在审核标准中，“天气预报”类内容通常被当作反面例子，因为信息单一、重复度高，不属于项目所强调的“优质地域内容”，但2025年8月南方暴雨受全网关注，因此团队倾向于提级打标和推送天气类内容。

运营1：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要打吗？看到了好多。

运营2：让审核打吧先。

运营1：我的意思是，审核打了特别多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会不会可看性不足之类的。

运营1：我的意思是，审核打了特别多的未来二大天气预报，会不会可着性不足之类的。

运营2：扫了一眼昨天的，基本都是城市阵雨/暴雨预报，最近极端天气比较多，感觉还行。

人工团队基于对时段热点或普遍议题的判断，对打标标准与推送密度进行阶段性调节。于是，那些符合中心"标准"与"节奏"的议题被放大，天南地北的"现场"在信息流中叠加，最终汇聚成热点集中却高度同质的"地方"。

而在平台鼓励、提级和拔高的"平台地方"之外，那些构成日常肌理的微小本地事件却被忽略、被淹没，甚至被排除在打标流程之外。"任何一个大平台可能会让内容更容易被看见，但反向也有很多内容很难被看见，因为用户基数太庞大了，内容太多了"(受访者B)，"比如某个地方的美景美不胜收，或者是某个地方什么企业发钱。这种一般我们就不会介入打标，毕竟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流量）效果"(受访者C)。如此，只有那些符合平台逻辑的内容才会被审核团队介入、提级，参与平台构建的流量生态；而那些平台判定为不符合热点的新闻，无论其与本地生活如何相关，也难以在推荐机制中获得更高的呈现优先级，更难以在用户信息流中获得更多的推送机会。

换言之，平台上的任何可见性都不是传播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由平台控制、算法调度与数据反馈共同塑造的结构性结果（Bucher，2012）。被平台再造的地方，闪耀、流通，却轻盈地悬浮于真实地方生活之上。平台以流量逻辑将地方信息资源重塑为一种可计算、可调度、服务于流量目标的"运营资源"，参与内容筛选与推荐排序的数字竞逐。

地域内容的获取与定制

数字新闻生产实践伴随高速的“流量竞赛”，“快人一步”的新闻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关注、讨论和后续点击流，是平台新闻的核心指标之一。然而，不论平台如何优化算法和人工流程，也只能提高打标速度和精度，无法决定新闻质量。当进入新闻分发池的内容趋于饱和，更多更精准的新闻投放并不一定对应更显著的数据拉动效果。“（我们）在海量的内容池里面找符合地域的东西去打标，但是打标到一定阶段，池里面的这种内容（指后台能够看到的备选新闻）其实找的已经差不多了，甚至不是优质的、只是沾边的都已经被（打标）覆盖了”（受访者D）。“吃鱼人”如果在别处吃饱了，就不会动手来点击这道菜了。

这里的“别处”包括两类，一是竞争性平台，如其他端口（好比其他“供鱼商”）已经向读者推送过同样或类似的新闻；二是竞争性内容，如娱乐、体育、文化（好比同一个平台的米面肉菜”供应商”）板块已经夺走了读者的时间和注意力。后者起码意味着用户停留在本平台，前者则表明用户流失到其他平台。对此，A新闻无法通过前述流程的进一步优化提升效率。因为新闻生产遵循固定流程。新闻事件发生-内容生产者创作-平台筛选推送三个步骤必然顺序存在且各自占据时间损耗。即使人工团队全天轮班，仍无法媲美社交媒体上一手信息的发布速度，导致新闻平台往往不是用户获取信息的第一选择。为压缩时间差，运营团队借助大数据资源，力求提前预判热点，“通过内外部热点监控工具等手段，加强监控及响应速度，尤其是在站内无内容时，联动垂类及常用CP及时供给产出相关内容并打标，确保快速覆盖”。（受访者B）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现行政策下，A公司作为一个商业平台，只能转发合规的专业新闻机构的新闻产品，以及展示自媒体和普通用户生产的非新闻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更多的增量，或者是想要达到更优质的效果，势必需要进行一些精细化处理。这种精细化处理，就包括要自己去找一些优质的地域线索进行生产”。（受访者B）

成本最低的方式是“养号”——运营团队在其他平台上长期关注特定内容类型，主动调整账号行为轨迹，撬动其推送逻辑，使潜在热点在全网火爆之前先进入自己账号的信息流。“养号”到热点还没出来平台就会推给我“是地域团队里几位员工的常态。“养号”既不完全等同于主动的信息搜索，也难以简单概括为“灌输式传播”，而是一种介于无意识接触与有限加工之间的模糊处理过程（杨洸，游舒超，2025）。“先热点一步”收到推送信息后，运营人员再基于专业判断筛选议题。这一过程类似传统新闻的线索捕捉机制。

平台还会尽可能地介入生产。当平台利用内外部资源库预判热点或是偶遇热点，而内容池中又没有在库新闻时，就会以在线约稿的形式，引导垂直类内容生产者生产自己需要的内容，并快速投放至自身平台，实现“鱼贩子”对“捕鱼人”的反向驱动：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网友的爆料来呈现事件，这样缺乏新闻的专业性……毕竟不能放假新闻，所以这时我们需要媒体为我们提供相应的内容……对于这种地方的小事，或者是地域感比较强、本地感比较强的新闻，（媒体）跟进得不一定那么快，或者说可能没有这个精力去跟进。如果我们在其他社交平台发现了这条线索并觉得它有一定的可信性，我们就需要媒体去帮我们跟进核实，如果媒体核实了，他可能会进一步采访当地的官方部门给一个回应，或者是当地的其他的，比如说社区街道，它会有一个回应。这就是一个变相的核实过程。……这也是实现了我们供给源的拓展。（受访者A）

有时候，平台还会实时观测用户数据，识别阶段性关注焦点并调整呈现方式。以“话题”的形式导流地域新闻。在2025年春节期间，“那几天要春运，人们会比较关心天气、路上的安全之类的会不会影响自己的航班”（受访者D），运营团队发现用户对天气预测类内容的需求较高，因此加大了此类内容的推送力度。用户发布的打卡、天气、出行、路线、攻略等都会成为平台的趋势判断线索，进而由平台转化为线上热门话题，吸引更多用户关注发生在现实空间中的春运情况。

如此，“鱼贩子”依托其技术优势和市场判断，指导“捕鱼人”应该供应什么样的“鱼”，这可以视为新闻生产领域的一种产品定制模式：平台基于用户各个层面的海量数据，主动预测热点，定制内容方向，制造话题乃至推动热点生成；运营人员甚至可以根据实时数据不断调整内容需求，以确保新闻能迅速适应热搜规律，满足用户期望。这意味着新闻生产从传统的单向供给模式转为双向的“点击逻辑”之后，再次向平台主导的“定制热点”模式转变。平台通过分发权重的控制，倒置传统“内容先行”的新闻生产流程，实现“分发驱动生产”。

然而，这种“定制内容”也并不一定导向地域新闻的高流量。运营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无法保证流量的流向：“我觉得它就像炼丹。炼丹你懂吧？就是你掌握一些方法，然后看一些数据，会让你成功率更高一点，但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挺随缘的。”（受访者C）

地力的碎片记再利用

地域项目在实验性投放阶段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工补标的地域新闻较算法自动推流的地域类内容，更易吸引本地用户点击且停留时长更久，从而助力平台实现流量转化目标（受访者D）。对于整个A新闻而言，地域新闻的影响并不以单独模块的形式呈现，而是通过内容相关性的微调、入口结构的转向以及分发权重的重新配置，改变用户在平台中的阅读轨迹。它为用户提供了一条从“与我有关”开始的阅读路径，再自然延伸至更宏观的娱乐、社会或热点议题：

我们这十项百最大的目标是撬动更多的用户。地域新闻你可以理解为只是一个抓手，我您用地域打开这扇门，让用户觉得我们“好看”、“有用”、“专业”。之后，我们不仅有地域的内容推荐给你，还有很多优质的、热点的、有趣的内容推荐给你，你总会找到喜欢的。你一旦找到喜欢的，我就可以形成用户画像，进行一个策略上的“追打”，然后基于这个越来越精确的用户画像，去进行一些包括协同过滤在内的匹配，让他可以留得更久一点。（受访者A）

换言之，“地域”标签是平台更广泛的内容策略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平台而言，“地域”只是一种引流策略的组成部分，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其他内容策略相似，即通过入口设计与标签分发，引导用户从某一兴趣点扩散至更大的内容生态。

然而，当地域项目作为独立项目运行以后，却在项目评估中表现不佳：“我们更看重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比如说用户在看到了这个面板的时候，有没有点击跳转，以及点击跳转了以后在里面停留的时长有多长，以及停留了以后会不会就被这个内容所吸引”（受访者D）。然而，地域项目在上述指标上表现不佳，其自身又没有表现出引流之外的其他可量化指标，故而难以通约项目的整体效果。

此外，地域新闻生产节奏“慢”、投入资源“重”。与强调持续运营、即时转化，甚至已嵌入组织架构（余跃洪，2024）的“高爆”、“热点”相比，地域项目的成本难以匹配平台的增长节奏。作为一个专业新闻App，A新闻端内的新闻生产遵循固定流程且需要保证质量，故而每条新闻耗费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基本相当。但同其他项目的新闻相比，“（地域新闻）它的成本和收益相比会有点入不敷出。就比如你去覆盖到某个小区，或者是某个县的一条新闻，需要付出的成本和出一条大家都喜欢的新闻成本差不多。但是你这样的（下沉到县或小区的）新闻，即使所有涉及的人都看，很多时候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这种更偏向专业的新闻App，确实没有办法像其他以UGC为主的App，把成本降低”（受访者C）。

也就是说，试运行阶段的评估标准以“尝试”为导向，正式运行阶段的标准则以“效果”为导向。“一开始可能是一种体感，但是项目在落地的时候就需要有衡量的标准了，或者说要能看到效果，这俩是有差别的”（受访者D）。换言之，地域项目并非完全缺乏效果，而是其效果表现与平台主导的引流逻辑和费效期待不符。

而当某一实验性项目在内部迭代过程中未能兑现其既定的增长预期，或是未能发展出新的策略时，往往会被重新纳入既有的组织结构之中。地域项目运行前后一年，由于表现未达预期而被停止运作。原有运营人员或回归常规工作分工，或转入新的内容策略类项目；专属审核团队也被打散并分配至其他项目组。对于见惯了项目实验、设立、撤销的运营团队而言，这并不意外，也不值得叹惋：

大项目我不知道是如何收尾的，我自己的项目且不是很重要，那就先让它优先级往后，项目中途不做很正常吧。（受访者D）

必要再投入专门人力寻找关于地域类的线索——因为其他组寻找线索时，必然会广泛涉猎，自然会找到一些与地域相关的。与其如此，不如让负责地域和高爆业务的人员一起寻找这类线索。一方面不用投入额外人力做重复工作，另一方面大家找到的线索可以共享。更多组集中力量寻找的话，会有更多人共同参与高爆或地域线索的挖掘，这既节省资源又能提升效率，是个更优的做法。（受访者C）

但平台对“地方”的采纳并未停止，而是以一种更灵活、与流量逻辑更一致的方式渗透进内容生态的毛细血管。平台放弃运行独立的地域新闻来撬动地方流量的设想，但没有放弃调用“地方”元素继续服务平台的总体流量。”（地域小组）合并到'高拉起'项目之后，现在整个项目每天会挖掘80条以上吧，相比原本地域的体量多得多。其他组的人，像热点的老师（挖掘热点新闻时）也会顺便用一下（地域相关元素）。可能效率就更高了一些”（受访者C）。这种从“建设地方”到“征用地方”的转变进一步表明，平台运行地方项目的终极目的并非赋能真实的地方共同体生活，而是将“地方”作为一种可拆分、可重组的数据化要素，嵌入其以流量效率和用户黏性为导向的优化进程之中。

"地域"项目设置的初衷本就不在于重建数字化时代流散的"地方性"，而是以"地域"作为一个引流的尝试，引导用户从"本地入口"进入娱乐、社会、体育等更广阔的内容生态，实现跨域转化与延长停留。而事实上，包括A公司在内的各大平台始终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断创建、测试、整合与淘汰不同的板块、项目与算法模型，以寻找最优的内容分发路径。“地域”项目也只不过是一种阶段性的实验方案。因此，与其说平台"放弃"地方，不如说平台通过这次地域项目试验，确定了"地方"在自身生态系统中的工具性价值与功能边界——平台场景中的地方不足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引流板块，而更适合作为一种运行参数，编织进算法的运行纹理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个地理空间和文化特征越来越同质化和标准化的“非地方”时代（AugéM.，1995），只批评商业平台对地域的忽略、放弃和去责任化，无疑是过于天真了。地方新闻的衰减不仅发生在平台内部，也同样表现为供给端显著的“去地域化”趋势。“你单拎出一个市来说，它可能媒体很多，简介写得都挺本地的。但你检索它们的内容，会发现很多就是一些切片、转发的全国热点，甚至是不知所云的消息……那种消息完全没有地域性”（受访者D）。地方媒体面临政策、市场、人员等一系列约束，不得不依赖平台入口，进而遵循其流量逻辑，生产更“全国化”而非“本地化”的内容以获取流量；而当地方的日常、琐碎、在地经验在源头处就被削弱时，平台自然更难从中捕捞出真正的地方新闻。如此，平台的流量逻辑本身就无法支撑地域新闻的相对竞争优势，从而令新闻供给者越发倾向于生产与地方无关的内容；而本地媒体越不提供在地新闻，平台也就越难基于真实地方构建稳定内容入口。两者受各自的生存逻辑驱动，共同推动了地方性在整个新闻生态中的稀释。

8 结论与讨论

人类从来只有两种新闻：地方新闻和远方新闻。人们依赖前者感受自己与新闻的关系，依赖后者想象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正如安德森所言，小说和报纸“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安德森，2005：30、43）。新闻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之载体，恰恰在于地方新闻充当了当下和远方、具体与宏大、日常与国家的信使。读者先是通过身边事建立对报纸的信任，再把这种信任投射给关于远方的报道。如果没有地域新闻，人们将无法建立起自身与共同体的具体联系，那些关于认同、共识和秩序的体认也便无从谈起。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某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地域新闻分发项目的考察，发现平台语境下地域新闻的生产机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平台作为分发商（"鱼贩子"），介入由媒体（"捕鱼人"）和用户（"吃鱼人"）组成的传统新闻直供市场，推动新闻业从双边关系进入多边系统。通过算法和人工的互动，平台将模糊的“地域性”转化为可量化的技术标签，其核心仍然延续重大性、贴近性等传统新闻价值，只是根据平台分发逻辑而有所调整；算法逻辑、数据反馈和运营人员的主观判断构成的算法逻辑定义“遥远的地方”，影响地方如何获得关于自身的算法推荐；平台凭借其分发优势和用户数据反馈反向定制内容，实现从传统“内容驱动分发”到“分发驱动生产”的逻辑倒置，成为新闻与受众之间举足轻重的“数字中介”（白红义，2022）。

这一倒置逻辑重构了两个关系。一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传统的新闻行业是由内容生产者（记者和编辑）主导的供方市场。新闻，尤其是地域新闻，其核心在于突发性和在地性，是典型的“非标品”。但随着信息通道的全面数字化，地方新闻通过算法中介才能触达用户，导致渠道方取代生产方主导市场。这种分配决定生产的产业模式只适合标准化的工业品，其均质化的效率逻辑必然挤压差异化的质量逻辑。为获得点击与分成，媒体必然想尽办法迎合算法逻辑，进一步带来多样性和地方性的萎缩。

二是中心和地方的关系。理想图景中，“记者与媒体隶属地方的一部分，他们声称为地方代言，他们对地方了如指掌，与地方构建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并携手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周子杰，2022：56）。而在平台社会，人的地方感知被遥远的中心平台所隔断、过滤和派遣。远在北京的运营小组或分散各处的外包团队，依据数据反馈决定地方应该如何被体验。唯有在宏大信息流中能凸显自身的地方行动才会被选中和放大，而那些鲜活但微末的地方体验则在数据洪流中被冲散，如同它们从未发生过一样。人们日益与抽象的远方互动，却逐渐失去与具体地方的相遇。“当（算法）这样一项集体合作的技术……演变为单一方面的决策与独断时”（孙萍，2024：121），技术便与公共性相悖离了。遥远而强大的算法“中央”创造出新的“平台化地方”，真正的“地方性”体验、社区的连接，以及基于地方福祉的公共生活则被逐渐替代、冲淡和边缘化。

卡罗琳·马文（1998：5）在讨论技术的历史逻辑时曾说道，技术和媒介在社会发展中出现时大多源自工具化的需求，但它们却在嵌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演变为围绕“权力、权威、代表和知识的博弈与论争”。

当媒体和平台各自通过分发、分成和分配逻辑获得收益时，那些通过平台接触新闻的用户却无以经历真实的地方：他们所感知的“附近”实为平台算法构建的“远方”，接触的新闻亦是媒体适应平台规则的产物。他们看似接触了海量的信息，却无法分辨，自己究竟生活在广阔的信息海洋，还是困于精心设计的“数字鱼缸”；他们自以为摄入多元地方信息之“鱼”，却不过是平台按预设规则投喂的引流之“饵”；当用户以为遍览地方世界之“海”，实则置身于平台构筑的“水族箱景观”。更严重的是，当平台最终放弃“地方”时，平台对地方及其周边生态的影响已不可逆。人们无法通过平台获得一个真实的地方体验，却也不再会脱离平台去寻觅零散、琐碎和日常的当下。

就好比，当平台发现地方性鱼种在全国性市场上销路不佳，它就放弃将这种鱼纳入供应链。那些适于养殖、采购、运输和烹饪的鱼种，譬如遥远的鳕鱼、便于保存的龙利鱼、规模化饲养的黄鱼，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超市和电商平台上。一开始，人们还可以从早市买到当地的杂鱼，等到平台摧毁了早晚市、地摊和流动鱼车，当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习惯于从超市和在线平台买鱼后，人们与当地的鱼与山河的联系也就慢慢散淡了。当人们无法通过地方新闻感受地方的时候，他们对整个新闻业的投射也无从谈起。那个时候，地方性以至整个共同体的信任危机便真正到来了。

（闫岩 杨馨仪：《地域新闻的平台化生产——一个大厂“地域”项目的运作与整合》，2026年第2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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