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产业 共治风险 博鳌亚洲论坛热议人工智能治理与产业升级

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趋势与治理挑战

　　当前，人工智能（AI）发展正呈现三大趋势——从生成式AI到智能体AI，从信息智能走向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从AI技术本身走向AI+的深度赋能与思维重构。

AI赋能产业升级仍需时间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如何应用AI赋能产业升级？如何面对“AI焦虑”及其带来的就业替代问题？如何看待新技术背后的风险？如何进行AI治理？

　　谈及AI将如何影响未来劳动力和产业结构，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表示，人工智能蕴藏着巨大机遇，但迄今为止，这些机遇尚未完全落地，价值真正显现依然需要时间。

　　“去年12月我们调查的所有公司中，仍有90%尚未从人工智能项目中看到预期价值。究其原因，在于企业的转型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流程的调整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绝非一蹴而就。”

　　戴璞表示，下一个前沿方向是“人工智能+制造业”，当前这一趋势正在加速形成，中国在制造业与人工智能领域都具备优势，在这一方面也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重塑整个制造业格局。”

AI治理模式面临双重转变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谈到了AI治理模式的转变。薛澜表示，过去，人工智能主要以语言大模型为主，扮演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文字秘书角色，当时的监管思路主要围绕这一阶段的风险展开。

　　但如今，人工智能正面临两大根本性变化：

• 一是角色转变。AI正从“文字秘书”升级为“管家”或“办公室主任”，具备了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这一变化带来了大量授权与责任问题，对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
• 二是应用深化。AI已进入垂直应用密集落地的新阶段，从医疗到交通，大量场景开始深度融合，带来治理融合与规则整合的挑战。

　　“这两个变化意味着原有监管方式必须同步升级。”

　　薛澜表示，一方面，监管的具体措施需要尽可能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另一方面，在许多垂直领域，AI并非从零开始，而是要在已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嵌入。如何将AI的专项监管与行业原有法规有效结合成为新的课题。这对监管而言也构成双重挑战。目前，相关专家、政府部门正与企业一道，共同探索如何协同推进。

全球AI治理共识逐步形成

　　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高级顾问兼多边人工智能主任萨姆·道斯表示：“近期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提出了三类风险框架，我认为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1. 一是犯罪分子利用AI进行网络攻击等恶意使用风险；
2. 二是AI因过于聪明、偏离人类价值而引发的事故风险；
3. 三是系统性或社会性风险，如劳动力替代、能源结构重大变化等。

　　这些正成为全球治理的焦点。”他表示，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商业敏感性和治理难度等现实障碍，但各方共识正在形成。

　　当前，无论是中国的政策导向，还是欧盟、美国的人工智能法案，在实体经济领域的AI管理原则上已呈现趋同态势，即强调系统测试、安全部署、性能监控与事故信息共享。在全球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多边机构已搭建起科学政策对话与标准制定路径。产学研各界在人工智能安全网络上的深度融合，正成为国际合作的关键着力点。

　　在他看来，将于2027年举行的日内瓦人工智能峰会，或将开启全球AI治理合作的崭新篇章。

AI发展需兼顾效率与公平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涓表示，AI作为泛在技术，对各行业效益、质量与安全提升意义重大，当前首要任务仍是推动其快速发展，但需兼顾经济合理性、合用性与社会科学层面的合意性。

　　“AI发展的合理性体现为向善、符合治理原则，能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利、推动社会公平的就是合理。合意性则关乎人类长远福祉，需警惕技术合理但不合意的情况。”

　　她特别提到，对单纯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但并未带来质量提升或绿色效益的AI应用应持慎重态度，这类应用若盲目替代低收入群体岗位，将损害社会公平。因此，对AI的应用不能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政府需发挥关键作用。

　　“技术可能改变人类生存状态与社会结构，当存在极端损害、威胁社会安全或个人隐私等风险时，政府应主动监管、提前防范，而非事后补救。”

　　江小涓呼吁，社会科学界立足实际评价AI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统筹效率与公平，让技术真正造福民生。

应对AI就业冲击需系统性措施

　　针对当前社会关注的AI就业替代问题，薛澜也与记者分享了他的看法，“技术进步的背后，降低成本是核心驱动力之一，本质上是市场因素在驱动。”他表示，节约高成本劳动力是经济学规律的自然体现，但真正的挑战在于节约后的劳动力如何有效再配置。

　　在他看来，这首先需要依靠市场调节，同时需要通过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劳动者实现平稳过渡。

　　“与历次工业革命不同，本轮AI革命直接冲击的是人类的智力活动，其影响面更为深远，不能简单套用‘创造新岗位’的历史经验。”

　　薛澜表示：“我们必须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考虑通过政策手段进行主动调节。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系统性的措施，包括就业培训等多个方面，各行业都应未雨绸缪，尽早做好准备。”

　　薛澜认为，社会需要主动选择技术发展的方向，明确AI应作为“人类助手”而非“替代者”的红线。